煤炭经济须解决好三大政策新问题

要解决好提高产业集中度过程中、绿色发展要求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环境下出现的政策新难题

2020年，在宏观经济稳中亦有下行压力、外部环境较难改善的环境下，能源产业仍将面临一定调整压力和发展难题。能源经济工作需要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毫不动摇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推动质量高发展上下功夫。要利用编制“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的机会，筹划好能源发展的重大问题。重点在能源结构调整、布局调优上夯实基础，在能源安全供应、协调发展上提高水平，在能源国际治理、风险防范上强化力度，在体制机制改革、市场化上扩张创新。

煤炭产业经济自2016年触底回升、2017年恢复到较景气状态以来，已实现连续三年的平稳运行态势。2020年，受宏观经济影响，煤炭重点下游行业将难有较大起色，且在产业经济周期可能会面临向下拐点和产业平均利润率机制影响下，煤炭产业经济保持较高景气的难度将略有增长，一些微利煤企可能会进入亏损阵列，优势煤企需经过持续提高质量高发展水平来保持效益的稳定性。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及其“十四五”规划编制关键之年，煤炭产业应在党中央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的指引下，坚定发展信心，科学编制发展规划，重点协调好“四大关系”，突出解决好“三个新难题”。

坚定产业发展信心，保持发展定力。应坚信，煤炭在较长一个时期内仍将保持基础能源位置的现实条件尚无改变，可清洁开发利用和低碳转化的本质属性尚无改变，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常年向好的基本趋势尚无改变。煤炭产业需要保持发展定力，既要顺应能源结构调整趋势，又不应在清洁、低碳的“呼声”中过分忧虑、如临大敌，而是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推动质量高发展。煤炭产业要毫不动摇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编制“十四五”发展规划。首先，要摸清家底，包含资源、产能、建设规模与开发时序等基础数据，做到未来供应规模可预期、供求矛盾能预警，扭转过去“底数不清、政策不准”的被动局面。再者，要把握好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协调发展关系，准确定位煤炭位置。再再者，要在规划中特别注意煤、电在量和空间上的匹配性，为产业总体规模与空间布局明确规划目标。zui后，要平衡好先进产能建设与落后产能退出的关系，预防产能过快增长。

重点协调好“四大关系”。一是要协调好逆周期调整与顺势而为的关系。煤炭产业仍处较高景气周期内，容易“顺势而为”强化投资力度，必须按照产业周期性特征和逆周期调整要求，严格控制投资规模，除必要的资源接续外，需适度放慢建设步伐。同时，应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杠杆”和逆周期调整要求下，推动头部低负债率企业稳杠杆、中间高负债率企业降杠杆、微利或亏损企业杠杆首先稳后降。尤其对于难有发展空间的煤炭企业，不应在产业景气期“休养生息”，而是应借机进行大刀阔斧的转型。二是要协调好资源储备与有序开发的关系。煤炭企业应树立有序开发理念，改变现阶段不少企业一边强度高开发、一边四处寻找接续资源的局面。三是要协调好结构调整与地区能源保障的关系。针对一些地区因落后产能退出带来的煤炭供应紧张问题，要从供、储、运等多方面综合施策。四是要协调好煤炭价格市场化与政府调控的关系。

突出解决好“三个新难题”。政策因素同样不能忽视，尤其是新态势下形成的政策新难题。一是要解决好提高产业集中度过程中出现的政策新难题。一段时期以来，政府经过行政手段在提高煤、电产业集中度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存在一些诸如打破原有市场关系、损坏市场活力或增加市场阻止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二是要解决好绿色发展要求下出现的政策新难题。主要是生态保护、土地利用、煤炭开发、能源安全、民生问题之间存在难以协调的关系，需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树立全面、总体的观念，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重大政策出台和调整要进行综合影响评价”要求，对一些“脱离实际”的政策进行完善。三是要解决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环境下出现的政策新难题。一些地方政府不单习惯于在经济态势好的阶段将煤企可观的盈利视作“唐僧肉”，更容易在经济下行和财政吃紧的情况下，经过一些过时政策或不合理要求在资源价款、税收等方面向煤企“要钱”，造成煤企生存压力大增，损坏了微观主体的活力。地方政府应处理好现阶段财政和长远税源的关系，对过时政策及时纠偏，为煤炭产业质量高发展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